專訪／為什麼我們該認識野地教育？兩位教授解釋其重要性

在數位時代裡，手機、平板與各種即時通訊工具已成為生活必需品，但也讓我們與大自然的距離越拉越遠。長時間待在都市鋼筋水泥叢林，不只身體缺乏陽光與新鮮空氣，也容易產生焦慮、專注力下降等身心健康議題。野地教育（Wilderness Education）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應運而生，透過「回到原始、未開發的自然環境」進行體驗式學習，不僅能重塑人與環境的連結，還能培養面對未知挑戰的自信與韌性。

 

什麼是野地教育？

「野地」的定義源自美國 1964 年《野地法案》（Wilderness Act，或稱荒野法案），定義為「對未經開發、保留其原始地貌之自然區域進行保護與體驗」，並於 1977 年成立野地教育協會（Wilderness Education Association, WEA），將此理念發展成一套以體驗式學習為核心的教育模式。學習者在嚴謹的野外場域中，透過攀岩、獨木舟、遠征式課程等戶外活動，挑戰身心極限，並在團隊合作、領導力、環境倫理等面向獲得反思與成長。

至於野地教育如何來到台灣？甚至在台灣逐漸被推動，則要由兩位重要推手：國立體育大學吳冠璋教授、王俊杰副教授，好好跟大家說明。王俊杰老師畢業於國體大，後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深造，期間於 WEA Workshop 認識吳老師，並體驗攀岩、登山與獨木舟等遠征式學習課程。返台後，他參與教育部戶外推廣計畫，積極推動野地教育，並在校內開設「體驗與冒險教育」、「團體動力與領導」、「野地獨處」等課程，致力於培育具備野外自理與領導能力的下一代。

吳冠璋老師則從政大登山隊開始探索日治時期古道，2000 年赴美國國家戶外領導學校（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, NOLS）參加以野地為場域的領導力訓練，學成歸來後在國體大開授「戶外冒險領導與旅遊」、「無痕山林研究」及「體育與冒險教育研究」等課程，並與王老師一起規劃校園後山野地基地，從紮營、野炊到木工創作，讓學生在真實原野中學習尊重自然與團隊合作。

 

 

野地教育學什麼？野地的定義？

王老師解釋，起初野地的定義，是未經開發，具有原始樣貌的區域。在美國，野地教育課程多為長天數深度遠征，如吳老師曾參加過的 70 天課程，內容涵括登山、獨木舟、攀岩等活動，讓人感受到「在大自然中的渺小」，促使學習者直接面對自身極限、建立環境倫理，並培養領導力、團隊合作與決策能力。

在地狹人稠的台灣，雖然不像美國地大物博，能輕鬆找到一塊未經開發的原始山林，但只要有心，經過研究、安排，仍能覓得一塊不受干擾的「野地」。王老師強調，台灣「野地」的範圍可更廣，不必嚴格限定為未經開發的原始林地。「像我們舉辦加里山的課程，會特別走入人煙稀少的地帶，進行紮營、野炊與急救訓練，且並非以登頂為唯一目標。」吳老師補充：「這些實作任務不但傳授打包技巧、行進與紮營技術，也穿插無痕山林原則，強化對環境的尊重。」

 

 

至於教學方法，吳老師解釋：「以 20％ 講授、60％ 做中學、20％ 反思回饋為基礎。課前由教師示範技能，如背包整理、登山行進方式、睡眠系統搭建，接著進入分組任務。每一日團隊由 Leader of the Day 輪流帶隊，過程中，同學要學會判斷領路者的決策並勇於提出修正意見，強化決策思考（Decision Making）與領導力。活動後，全員分享心情與收穫，透過引導式討論深化學習。」

回到美國的野地課程，其一大主軸在於「切斷外界依賴」，學員必須在野外自給自足，只有最基礎的裝備與團隊支持。吳老師分享他個人在 NOLS 的 70 天課程中，深刻體會「赤裸裸面對自己與他人」的挑戰。他與王老師依此設計課程，教會學生不依賴手機，就能共同解決路線規劃、糧食分配與突發事故。王老師自豪說：「我們的單車環島計畫完全沒有保母車、補給人員，同學也不能帶手機，得靠團隊合作一起找路、擬定行進策略與撤退計畫。」

在台灣體大後山，還藏了一塊野地基地，同學在此從紮營到野炊，幾乎都取材於當地天然資源，培養學生「與大自然和平相處」的素養。王老師指著教室裡堆放的木頭：「這些都是同學用刀子、斧頭做出來的，甚至連營釘都可以自己削木頭製作。看起來好像很費工、很麻煩，但其實大家一動手做下去，就會很沉浸在其中，而且意想不到的紓壓喔！」

 

 

野地教育，世代傳承

踏入野地，不只是走出教室的四堵牆，而是走進一個真正脫離日常框架的環境。身體在連綿山林間攀爬、負重與行走，能直接提升心肺功能與肌耐力；就算你平時習慣健身房跑步，也無法體會長坡石徑對全身肌群的綜合挑戰。許多同學在課程結束後，都跟老師說自己能「睡得更沉、早上比平時更有精神」，這正是生理層面的顯著改變。

在團隊合作與領導力的培養上，野地教育同樣具備獨特優勢。如前段提到的「Leader of the Day」，讓每位成員輪流擔當當日領隊，負責路線判斷、隊形維持與資源分配。當領路者帶錯方向，其它隊員必須鼓起勇氣提出修正；而一旦共識形成，所有人便要共同承擔決策後的風險與成果。這種「真實情境下的分工與互補」遠比課堂演練更具說服力，許多同學回到校園後，在團體報告或社團活動中，都能看到他們更主動、更有條理地擔綱帶領角色。

獨處的經驗，往往是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成長動力。老師們安排學員在偏僻營地單獨紮營 48 至 72 小時，禁止使用手機與任何通訊工具，只能與自己相處。有的學員因此大呼解脫，拋下日常的訊息轟炸後才發現「原來我可以這麼放鬆」；也有人在夜裡突然害怕，心跳加速，卻因為沒有他人可依靠，只能學會自我安撫與深呼吸。這些經驗，讓他們重新感受「時間是自己的資源」，也更懂得在日後的生活中，適時放下科技，給自己喘息的空間。

 

 

更深一層的是，野地教育提供了一個「自我認識與情緒管理」的機會。面對艱辛路段、不穩定天候或糧食短缺，學員往往得向內探尋，問自己「我為何想放棄？」「是疲累，還是恐懼？」透過團隊回饋與導師引導，每個人都能從挫折中歸納出優勢與盲點，進而訂立可操作的調適策略。就像王老師所說：「我們在野外播下種子，未來它會在學員的人生土地上發芽。」

回顧授課以來最難忘的那則故事，吳老師分享，自己帶第一屆新生上山時，大家一起在山頂埋下「時空膠囊」，立下四年後再相聚的約定。大四畢業前夕，他們再次回到那座山上，花了半個多小時終於挖出那個裝有心願紙條的小盒子。當紙條被打開、字跡在手心映照出過去的自己，現場爆發了歡笑與淚水。師生共同見證了「野地教育不僅改變當下，更能承載時間的重量」。

而對王老師而言，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些曾參與舊課程的學長姐，也特地帶著孩子回山見證，他直言：「教育就是一代傳一代，我們把對自然的敬畏與探索精神，留給下一代。」在虛擬世界愈發全面的未來，孩子們或許更難有機會親近荒野，因此野地教育的重要性不會隨時間減退。就如兩位老師所警醒：「如果我們自己不在乎，下一代的人更不會在乎。」這份警語，正是支撐所有推廣者持續耕耘的動力。

 

 

台灣野地教育的未來

在推廣野地教育的過程中，兩位老師曾與教育部體育署、特教單位、自閉症權益促進會，以及日本野地教育協會和台灣生態登山學校等多方合作。過去十年，曾承辦數場「野地教育研討會」，並邀請專家學者演講；也有同學赴美受訓成為 NOLS 指導員，因此牽起台美兩國野地教育的橋樑。疫情前，老師們與自閉症學生及家長一同上山探索，家長感謝老師讓他們的孩子得以在大自然「毫無包袱地做自己」。這些合作不僅讓更多學校和社福團體認識野地學習的價值，也為後續推廣累積了真實案例與口碑。

然而，野地教育本身對師資培訓、安全評估及後勤支援的需求相對較高，導入各級學校或地方政府時常因風險顧慮與經費限制而裹足不前。尤其疫情期間，戶外課程一度停擺，參與者對長天數野地體驗的耐心和興趣也有所下降。吳老師坦言：「要找到對野外有潛在熱忱的對象不容易，我們必須在宣傳策略上更貼近年輕人的語言。」王老師則指出，台灣多數「戶外教育」仍停留在登山或溯溪等冰山一角，「真正進入少人踏足的原野，講求與自然最小衝突的教學方式還在萌芽階段」。

展望未來，兩位老師表示將繼續爭取教育部與運動部的支持，恢復舉辦年度「野地教育研討會」，並計畫與登山研討會結合，讓更多戶外領域的師生跨界交流。儘管挑戰重重，但他們相信，只要一步一腳印，野地教育的種子終將在未來扎根生長。

 

 

照片來源：吳冠璋教授、王俊杰副教授